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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群团和社会组织协同机制的建立与完善
【字体: 】【发布时间:2020-08-06】 【作者:/来源:】 【阅读: 次】【关闭窗口】

摘要

城乡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如何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促进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各级党委政府十分关注的内容。《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 明确指出:完善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化渠道。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健全社区管理和服务机制,推行网格化管理和服务,发挥群团组织、社会组织作用,发挥行业协会商会自律功能,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夯实基层社会治理基础。这既是对群团组织、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提出的具体要求,也是群团组织、社会组织主动作为为城乡社区治理赋能的重要依据。

作者:莆田市妇女联合会课题组


一、目前城乡社区群团组织和社会组织分布的基本情况

群团组织是“群众性团体组织”的简称,目前主要包括工会、共青团、妇联、科协、残联、台联、计生协会、  等八个部门,这八个部门在城乡社区中延伸的触角不同,其中比较完整的应该共青团、妇联、残联,在所有乡镇(街道)、村(社区)都有相应的组织机构设立,从上到下形成比较完整的组织架构。工会主要服务的群体是企业,在乡镇(街道)有工会,但在村(社区)没有独立的工会组织,乡镇(街道)覆盖范围内的企业工会组织则比较健全。其他部门的组织机构主要在县区或乡镇(街道)。应该说,基层群团组织已逐步形成“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系统性组织网络,各群团组织依照各自全国章程开展工作。

社会组织在我国是指政党、政府之外的各类民间性组织。市民政局统计显示,我市登记在册的社会组织共1300多家,其中市本级400多家、县区级900多家。目前以从事社会服务活动为主的民办非盈利性社会组织约20家,分布在五个县区。各社会组织依照各自组织制定的章程开展工作。

二、群团组织协同社会组织参与城乡社区治理的优势

群团组织是党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是群团组织的重要特征,参与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是群团组织的重要职责。在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群团组织凭借其刚性的组织架构和柔性的服务手段成为治理社会问题的重要“缓冲阀”,在参与治理社会问题时往往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成为推动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力量。

社会组织则是参与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协同力量。志愿性、公益性、独立性、自治性是社会组织的根本特征,社会组织数量庞大、类别众多、形式灵活、专业性强,在为人民群众提供精准化、精细化服务等方面具有一定优势,如今社会组织不断发展壮大,活力逐步激发,已然成为助推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生力军。

社会治理是在执政党领导下,由政府组织主导,吸纳社会组织等多方面治理主体参与,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的治理活动。《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发动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群团组织有组织优势;为群众提供便民服务,社会组织有专业优势。实现组织优势和专业优势的有机衔接,让“独唱”变成“合唱”,需要群团组织发挥政治功能,通过加强政治引领、示范带动、联系服务等,加强与社会组织的协同合作,引导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这是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也是群团组织转型发展的实践路径,对于推动建立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具有重要作用。

三、群团组织和社会组织参与城乡社区治理面临的困境

从我市的发展情况来看,群团组织和社会组织在城乡社区治理中还是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尤其是在纠纷调解、健康养老、教育培训、公益慈善、防灾减灾、文体娱乐、邻里互助、居民融入及农村生产技术服务等方面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为城乡居民提供服务,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居民的生产生活需求,尤其是共青团、妇联,近年来根据基层群众的需要,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发挥社会组织力量,推动实施了惠及民生的系列社会化服务项目,深入基层开展有了形式多样的活动,既带动社会组织的发展,又有效服务民众,为群团协同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创新作了有益探索。但从现状来看,仍面临一定的困境。

(一)从群团组织来看,体现在“四个方面”:

1.协同合作还不够紧密

群团组织本身存在部门壁垒,主动联系不足,各自为战现象较为普遍,且处于碎片化的工作状态,尚未建立共同参与社会治理的跨群团的社会化合作组织,群团组织的整体作用不能得到充分发挥。

2.资源整合还不够充分

群团组织工作性质、内容、方式、方法相近,导致工作对象和资源交叉重叠、资源浪费、重复劳动等问题时有发生。

3.基础保障还不够到位

活动经费得不到根本保障,这是基层群团组织普遍面临的难题,虽然有文件要求工作经费纳入财政预算,但因基层多数财力不足无法从根本上给予解决。人力资源难以持续保障,因基层群团干部均身兼多职,且干部流动性较大,更替频繁,很难做好工作衔接和延续,有时候会导致活动断档和项目中止。

4.项目服务还不够专业

群团干部受传统习惯思维的影响,站位格局往往不会太高,尚不能“跳出群团干群团”,服务体系、服务内容、服务方式还不能完全融入整个社会治理的大环境,距离形成“大群团”工作格局的要求还有一定距离。

(二)从社会组织来看,体现在“四个方面”:

1.缺乏政策指导和法律支撑

从国家层面来看,仍然缺乏规范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相关政策、法律法规等。虽然党的十八大以来,作为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的重要举措之一,社会组织得到了长足发展,在数量上有了快速增长,但是当前我国还没有一部成文的社会组织法,对社会组织的管理依据只是职能部门的规章制度和行政法规。如何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多元化社会治理新格局中发挥社会组织的应有作用,仍然缺乏政策、法规、法律的界定与规范。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目前除厦门外,省、市均尚未出台明确的工作指南,现有文件只是对购买服务项目作了规定,购买项目的标准细则尚未出台。

2.参与社会治理的良好社会环境尚未形成

从社会公众来看,由于缺乏社会公益意识,相当一部分人对社会组织存在误解,未充分认识到社会组织的重要作用。社会组织缺乏畅通的利益表达机制与途径,来表达自身利益诉求、寻求必要的帮助,实现社会组织间交流行业信息、切磋服务经验与技能等目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社会组织的发展。与此同时,对社会组织缺乏有效的社会监督机制也成为影响社会组织规范化发展的一大制约因素。

3.发育程度不足、参与度不高

从我市来看,社会组织的发展还处于发育培植阶段,市、县区虽均建立社会组织孵化基地,但孵化的力度还不够,成熟的社会组织不多,4A级以上的社会组织仅寥寥无几,有能力参与政府购买服务的社会组织数量偏少,同时,缺乏专业的项目评估机构,对购买服务的实施情况缺少专业的评判,目前的项目评估都仅仅只是社会组织内部的一项业务,存在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现象。

4.社会组织自身建设比较薄弱

有些社会组织内部组织建设不规范、内部管理制度不健全,有的内部的管理者与工作人员素质不高,社会组织的成员没有接受过正规的职业培训与指导,缺乏相应的专业技能。有些社会组织自身缺乏参与社会治理的目标意识,在成立之初没有明确的宗旨和目的,只是凭着一种兴趣、爱好或者模糊的想法就付诸实施,其本身对于社会组织的认识就有所偏颇,以至于影响到其日后的正常运转,更不用说参与社会治理的具体工作。同时,社会组织缺乏稳定的资金来源,现有社会组织很少获得政府的资金支持,大部分社会组织的发展主要还是依靠自筹资金、购买政府社会服务项目、少量的社会捐助以及收取很低的服务收费来支撑。

四、建立和完善群团组织和社会组织协同机制参与城乡社区治理的建议意见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社会流动加快、社会结构变迁,社区治理呈现出需求多样化、主体多元化、空间扩大化、功能网格化的特征。目前社区治理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过度行政化倾向、供给结构不够合理、社会力量参与组织化渠道不畅、资源分配不优、专业服务能力亟待提高等问题。在这一涉及居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汇聚地,如何复归职能、补齐短板、平衡供需,是推动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内容。而正是因为群团组织和社会组织在参与社会治理创新中存在的诸多困境,有必要整合群团组织和社会组织的资源优势,发挥群团组织的政治功能,协同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创新,紧扣民生和秩序两条主线,建立起一张群团联系服务人民的“互联网”,实现有效服务工作大局、服务人民群众、服务社会组织,显得尤为重要。

(一)支持群团组织参与社会组织工作协调机制

推动建立国家层面社会组织工作协调机制。支持群团组织参与统筹、规划、协调、指导社会组织工作,及时研究解决实践中出现的问题,为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贡献力量。推动各级政府把群团组织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纳入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目录,配套出台符合群团组织服务对象和工作特点的采购方式和标准,使购买服务成为群团组织联系引导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式。

(二)政策扶持机制

采取降低准入门槛、政府购买服务、补贴活动经费等措施,积极扶持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并在城乡社区大力开展为民服务、养老照护、公益慈善、防突减灾、促进和谐、文体娱乐和农村生产技术服务等活动,重点扶持培育为老年人、妇女、儿童、残疾人、矢业人员、农民工、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困难家庭、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有不良行为青少年、社区矫正人员等特定群体服务的社区社会组织。加大财力支持,推动建立公共财政对社会组织的资助和奖励机制,为社会组织提供启动资金、活动经费补助、工作经费补助等专项资金扶持;充分利用地方财政支持、彩票公益金划拨以及接受社会各界捐赠等多种筹资途径,通过“委托管理、合同评估、项目运作”的方式,发挥新社会组织的优势,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

(三)孵化保障机制

政府层面可以通过设立如“社会组织孵化器”之类的机构,为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相关公共服务和活动场所,定期为社会组织提供管理咨询、开展专业技能培训,整合投融资渠道为社会组织发展汇聚资本,特别是为处于初创期的社会组织提供扶持与帮助。由社会组织主管职能部门牵头,建立社会组织交流平台,协调统筹各社会组织间的交流、合作,积极版主社会组织协调解决在参与社会治理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为社会组织发挥作用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四)“三社联动”机制

社区治理是惠及居民群众的民生工程,涉及诸多领域、行业,不能单打独斗,唱“独角戏”,需要通力配合与支持参与。“三社”置于以社区居民为根本的生活共同体,“联动”是确保其有效运行的关键。要在“联”上下功夫,通过整合社区综合服务项目和资源,支持社会组织承接,引导专业社会工作机构参与,建立专家库,完善项目化运作,引入第三方评估;通过建立多元治理主体横向协调机制和不同部门纵向协作机制,实现不同治理主体在结构上的嵌入、功能上的互补、行动上的协调和资源上的整合。要在“动”上做文章,社区服务项目要主动对接并及时回应社区需求,有序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服务供给,借鉴发达国家及地区成功经验,创新社区服务机制,提高社区服务供给能力;社会组织承接社区项目,为社工提供就业岗位,活跃社区服务,减少行政化、不专业的现象,提升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和满意度;通过深入宣传和广泛动员,带动居民参与社区协商互动,培育社区独特文化魅力,经常性举办文体、健康、娱乐等多种形式的活动,发挥新乡贤、老党员、老教师等社区能人在社区治理中的积极作用。 

(五)民众参与机制

当前,社会组织的兴起已成为社会发展趋势,要引导各级各部门从巩固和加强党的执政基础的高度,更新思想观念,在思想上接受社会组织,对社会组织的发展壮大和业务开展给予更多的支持与帮助。要加大宣传力度,要充分利用报纸、电台、电视台等多种形式,面向社会大众广泛宣传社会组织的性质、地位、作用及相关的法规政策,全面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提高社会对社会组织的认知度,激发群众参与活动、资助经费的热情,创造宽松的舆论氛围。要完善对社会组织运行情况的社会监督机制,充分利用行政监管部门、人民群众和各级各类媒体,对社会组织的运行状况开展全方位的公开监督,定期公示运行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