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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婚约财产返还案件审理情况的调研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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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婚约财产返还案件审理情况的调研与思考

——以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法院为样本

 

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李冠鑫

 

论文摘要

婚约是我国传统社会中广泛施行的一项制度,随着时代的发展,男女平等、婚姻自由思想的传播,在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从制度上废除了婚约制度,在建国以来颁布的婚姻法及婚姻法司法解释中,都没有对婚约制度做出规定,并严禁在婚姻成立过程中索取财物或买卖婚姻。但是对婚姻成立过程中双方基于自愿相互给付的财物并不禁止。在社会生活中,婚约不是婚约缔结的必经程序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婚约财产给付这一习俗与婚约的发展现状正好相反,随着人们经济生活水平的提高,婚约财产的给付形式和价值越来越高。为适应社会生活的变化,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司法解释中对婚姻缔结过程中“彩礼”的处置进行了规定。在 2013 年新修订的《民事案由规定》中,专门列出婚约财产纠纷一项案由。这些变化承认了当前婚姻缔结过程中民众法律意识的增强和婚约财产纠纷日益增长的现实,但是法律规定的匮乏导致不同法院、不同法官对相似婚约财产纠纷裁判不尽一致,甚至大相径庭。学界对婚约的研究比较繁荣,对婚约财产的研究相对较差。近年来,福建省莆田沿海农村地区的婚约财产金额越来越高,因离婚或解除婚约引起的婚约财产返还案件数量也逐年增加。如何依法妥善审理该类案件纠纷,关系到婚姻家庭关系的和谐以及农村地区的社会稳定,是基层法院面临的一大现实问题。由于缔结婚约非我国婚姻法规定的结婚必经程序,且未有法律明确规定婚约财产返还的具体规则,法院在具体案件审理过程中面临着诸多疑难复杂问题。为了进一步规范审判工作,引导善良婚俗的树立,为此,笔者采用数据分析、案例调查法等研究方法,分几个部分对婚约财产的法律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以期为实务部门对婚约财产案件的处置提供建议,同时繁荣婚约财产纠纷的法律研究。

一、基本情况

 

案件数

标的总额(单位:万元)

平均标的额(单位:万元)

标的额10万以下案件数

标的额(10—30万)案件数

标的额(30—100万)案件数

标的额(100万以上—)案件数

2013年

105

1354.03

12.9

61

34

10

 

2014年

92

1832.9

19.9

44

32

16

 

2015年

95

1990.44

20.95

33

42

19

1

2016年

90

1778.5

28.7

21

24

15

2

从上图可知,2013年以来该院每件有近100件的该类案件,案件数量保持在高位运行态势。案件涉及总标的呈千万级别,15年摸高接近2000万。平均标的由近十万逐渐递增至今三十万,年均增幅30%。除了婚约财产(彩礼)的畸高之外,从审判态势还反映出当地早婚现象、重男亲女现象严重意见普遍存在的不健康得婚恋观。在婚恋嫁娶活动中存在的诸多此类现象,不但会导致夫妻双方感情基础薄弱,婚姻失败率高,而且也给家庭造成了沉重的经济负担,降低家庭生活质量。

二、 婚约财产概述

在我国传统历史文化中,婚约是在男女双方建立婚姻关系之前的一种习俗,当前,在广大城市和农村地区依然广泛存在,在正式结婚登记前或举行婚姻仪式前,男女双方或其亲属,交换信物,收受彩礼,确定结婚,并共同商量结婚的一些事宜,婚约的表现形式是多样的,有口头的,有订婚仪式的,有书面的等等,从婚约订立到正式结婚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为促成结婚或保证结婚,婚约一方当事人时常向对方赠送财物。在有固定婚约确定仪式上给付的财物,一般表述为“彩礼”,“彩礼”是民间用法,并不是规范的法言法语。在 1934 年中央苏区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中规定了废除聘礼、聘金和嫁妆,在 1950 年,1980 年,2001 年的《婚姻法》中规定了禁止买卖婚姻和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没有规定婚约和婚约财产。最高人民法院 2003 年出台的关于适用婚姻法解释(二)中,表述为“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在 2013 年修订的《民事案由规定》第二部分婚姻家庭纠纷,明确列为第 10 种“婚约财产纠纷”。

(一)婚约财产的概念

婚约财产是指在婚约存续期间,以结婚为目的或为促成婚姻的达成,婚约当事人一方给付婚约另一方的财物。

(二)婚约财产的特点

1、财产性

婚约财产是财产的一种,包括有形财产和无形财产。表现为现金,金银饰品,房屋,电器等,也包括债权,知识产权,股票,财产性收益等等,当然,婚约财产的内容要比财产的含义要窄,除了财产的一般性特征外,有其自身的特殊表现。在婚约财产的所有权主体上,只能是自然人,不能是法人或其他组织。在婚约财产的流转上,对象具有特定性,只有婚约的当事方赠送或接受的财物才视为婚约财产,否则视为一般赠与或其他赠与。在财物的流转目的上,具有特殊的目的性,要以结婚或促成婚姻的达成为目的。

2、关联性

婚约财产是婚约的下位产物,与婚约有着密切的关联,在时间上,婚约在前,婚约财产在后,在因果关系上,婚约是因,婚约财产是婚约产生的结果之一。非因婚约发生的财物流转,不属于婚约财产的范畴。

3、契约性

婚约财产是以婚约的成立为前提,婚约是以婚约当事人达成结婚的合意而建立,这种婚约当事人达成结婚的合意,和合同成立要件中的合同双方意思表示一致类比相似。正是因为男女双方在结婚问题上的意思表示一致,男女双方个人或者家庭或者亲朋好友进行订婚仪式,给付彩礼,礼金,装备嫁妆,赠与财物等等,这时的财物流转是以男女双方达成结婚的相同意思表示而进行的,具有契约的性质。

4、人身性

人身性是指与人身相关联或不可分割的属性。在婚约的历史发展中,婚约当事人有完全的民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不受父母或其他人的严格人身约束,能够自由表达自己的意思,在婚约财产的流转中,婚约财产的指向明确,与婚约当事人一方紧密联系,且不可分离。从当事人订立婚约的目的来看,婚约当事人双方对自己的配偶权进行了一定的允诺,并达成了一致,以期在约定的时间缔结婚姻关系,正因为此,婚约当事人一方才向婚约的另一方给付财物,以实现婚约的目的,这种情况下,给付的财物并不能直接理解为附条件或附解除条件的赠与,而是与人身权相关联的财物。因此,婚约财产具有一定的人身性。

5、条件性

条件,是影响事物存在或发展的影响因素,在法律上来讲,就是以事实的实现与否来决定民事法律行为的法律效力。附条件的赠与合同,是指赠与合同签订时成立,但只有所附的条件实现时,合同才有效。所附的条件未实现时,合同无效或可撤销。婚约和婚约财产类似于附条件的赠与合同与该合同中所涉及的标的物。男女双方在达成结婚的共识后,成立婚约,在结婚之前的这段时间,男方一般给付女方一定的财物。在订婚仪式上,男方或男方家庭给予女方的财物,民间称为彩礼,或聘礼。作为将来缔结婚姻关系的保证。这个彩礼的给付,是婚约中的一部分,男方的给付和女方的接受,对双方都产生了道德上的约束力。习俗中,婚约或婚约财产虽然并不是结婚的必经程序,更不是法律上的要求。但是,现实生活中,男女双方经常通过无固定的形式达成婚约,并相互给付彩礼、聘礼、礼金等婚约财产。如果一方无故解除婚约,另一方除了接受道德上的谴责外,该方还可以拒绝退还彩礼等婚约财产。这对守约方来说是一种补偿,也是对违约方的惩罚。所以,婚约财产的给付上是带有守约和最终结婚的条件的,具有条件性。

6、时间性

在民间习俗上,彩礼是在婚约当事人采取订婚仪式时,男方按照习俗一次性向女方交付的现金、金银饰品或其他财物。

现实生活中,婚约的仪式各地表现都不一样,有口头的,有书面的等等,不管当事人采取何种形式,在婚约的达成上,双方是形成了男娶女,女嫁男的合意。在此之后,男方、男方家庭或亲朋好友与女方、女方家庭或亲朋好友之间,开始有目的性较强的婚约财产的产物,结合当前婚约财产的现实表现来看,在婚约存续期间,为促成婚姻的达成,在男方和女方之间,男女双方家庭之间,男女各方亲友和对方当事人之间而发生的财物之间的流转都属于婚约财产的范畴,当婚姻的目的不能达成时,就会发生财产上的问题。笔者认为,婚约财产是指在婚约存续期间,以结婚为目的或为促成婚姻的达成,婚约当事人一方给付婚约另一方的财物。

三、案件审理的疑难问题及裁判思路探讨

由于我国法律对婚约问题未作明确规定,婚约也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对婚约财产的返还无法律明确规定,婚姻法解释(二)第10条“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适用前款第(二)、(三)项的规定,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之规定也显得粗疏。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存在如下几大疑难问题:

(一)诉讼主体的确定问题

目前,人民法院在审理因解除婚约而产生的财产纠纷时,对这类案件的诉讼主体确定主要存在以下几种意见:1.解除婚约的男女应为此类案件的诉讼主体。2.解除婚约的男女的父母应为此类案件的诉讼主体。3.解除婚约的男女和其父母均为此类案件的诉讼主体。4.赠与一方的父母和受赠与人为此类案件的诉讼主体。5.将经手人作为此类案件的诉讼主体。

从法理上理解,婚约财产返还案件的诉讼主体应为婚约财产的给付方与接受方。因此,解除婚约的双方不必然完全对应给付方与接受方。关于诉讼主体的确定之所以存有异议,则在于实践中给付方与接受方难以通过证据予以确定。实践中,给付彩礼问题,并不单纯是男女双方之间的事情,更多的时候涉及两个家庭之间的往来。就给付人而言,即可以是婚姻关系当事人本人所为的给付,也可以是婚姻关系当事人一方的亲属所为的给付,包括其父母兄姐等。同样道理,就收受该彩礼方而言,既包括由婚姻关系当事人本人接受的情形,也包括其亲属接受给付的情形。在民间婚俗中,除了男女双方及其父母外,给付、接受双方也可能包括其他近亲属甚至亲朋好友。但是从婚约之“约”的性质看,除父母之外的近亲属、亲朋好友则不是缔约之主体,故不因列为诉讼主体。

综上,我们认为,主体范围则限定在男女双方及其父母。那么,这种界定是否是一成不变的“公式”呢?未必。如果证据能证明明确的给付方和接受方的,则应明确列其为主体。在未有证据证明或证据未能证明的情况下,则应该将男女双方及其父母列为原被告。

(二)请求返还的范围问题

法律术语之婚约财产,在婚俗用语上则为彩礼(或聘金),乃是为缔结婚姻关系,依照习俗于婚前男方(一般情况下)给付女方的金钱和物品。婚约财产返还,顾名思义,请求返还的标的财产范围应限定在婚约约定的财产范围之内。因此,正确界定婚约财产(彩礼)的范围对于审理婚约财产返还案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实践中,困扰审判的疑难问题在于男方在婚前赠与女方的金钱和物品属于彩礼吗?当事人往往起诉要求将彩礼聘金以及赠与物品、给付彩礼所花费及其他费用一并要求返还。我们认为,彩礼与一般赠与物不同。在婚约订立前后,男女双方在交往过程中为了增进感情,往往会赠与对方或对方家庭成员某些物品,如首饰、衣物等。这种赠与具有明显的一般赠与的特征——自愿性、无偿性、合法性,这种赠与一旦给付所有权则发生转移,而彩礼则不然。只要一方在实施赠与行为的时候不是迫于当地的风俗习惯及社会压力而不得不给的情况,这种完全自愿赠与物品应当不属于彩礼返还的范畴。因此,在实践中对以下情况不能视为彩礼返还请求的范围:(1)男方或其近亲属为取悦对方所赠与女方的钱物;(2)男女双方恋爱期间男方为表露情感所赠与的钱物;(3)男女双方或其近亲属在共同消费中由男方支付的费用;(4)男女双方及其近亲属礼节性交往互相赠与的钱物。

此外,在实践中结婚双方往往会举办婚宴宴请亲朋好友,为此而产生的费用应当从收取的彩礼中扣除。

(三)返还比例或标准问题

实践中,按照何种标准来确定婚约财产的返还比例,我国现行法律没有规定明确、具体的规则。各地法院的具体做法也不尽相同。实践中,对于婚约财产纠纷,依法审判的结果往往并没有得到当事人和社会公众的普遍认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返还比例和金额不被当事人和民间风俗所认同。那么,究竟返还比例多少才算公平?婚约财产返还应该要考虑哪些因素?法官在此类案件中如何规范的行使自由裁量权,做到同案同判,以确保法律在同一地区的统一性就显得尤为重要。从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确保法律的统一适用,防止同案不同判引起对司法公正的怀疑出发,亟需确定统一的裁判标准。

法理上,返还婚约财产的义务是源于违反婚约行为的发生。因此,婚约财产返还的首要规则应是对违反婚约行为的认定。此外,还必须结合财产的实际价值以及民俗习惯等因素综合考量。具体来讲,应当结合婚姻时间的长短、生育子女的情况、婚约财产金额的多少、造成对方生活困难的大小综合考虑是全部返还、酌情返还或不予返还。在婚约财产返还上,应当引入过错责任制度。对订有婚约未能结婚的或婚后离异的,有过错方应当在对婚约财产的分配处理上承担相应的不利责任。这既有利于惩罚过错方维护婚姻的稳定性,又可以体现法律的公平公正。引入过错责任,关键是确定何为过错。此处的过错,可以借鉴《婚姻法》过错损害赔偿制度中的过错,即男、女一方或双方存在严重违背夫妻忠诚义务、扶助义务的行为。如实施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对方等。依据这些方面来认定男女一方或双方是否存在过错,过错程度如何,从而在处理彩礼或礼金的返还上来确定是否返还及返还多少。

(四)证据认定问题

证据认定难也是审理该类案件的一大难题。该类案件的主要事实争点在于婚约财产,即男方给付给女方礼金的金额。依据当地婚俗,给付彩礼一般是现金支付,很少通过银行转账完成,一般是现金支付,接受方也没有写收条为凭。这样就造成了用于证明礼金数额的书证的缺失。实践中,婚约财物的给付一般有三种证据予以证明,即当事人陈述(含被告自认)、媒人证言、录音录像等视听资料。其中,媒人证言是最常见、当事人利用最普遍的一种证据。媒人证言是证人证言,是媒人就其所亲身经历和感知的事实所作的陈述,属原始证据。在婚约财产纠纷案件中,媒人往往与一方或双方当事人有着亲属或其他利害关系,就其证言应区别情况处理。首先应核实媒人证言内容是否与当地风俗习惯相符合;其次要核实媒人与当事人双方的关系,并结合媒人的智力状况、品德、知识、社会经验、法律意识来作出判断;第三要综观全案把媒人证言与其他证据作出比较,看是否相吻合,能否构成证据链条,以对全案证据辨别真伪。

我们认为,只要媒人能自愿出庭作证,该证言不利一方不能提出足以推翻的证据,且该证言符合地方习俗,即应认定为有效证据。这种观点也符合优势证据原则,因为,原被告民事诉讼中处于平等的诉讼地位,双方的陈述在没有其他证据相佐证的情形中,各自负有对自己所述事实举证的责任,一旦媒人出庭作出符合法定条件的证言,该证言有利一方即处于证据优势地位,其主张应得到支持。

为了让自己的主张具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当事人往往会提供录制的双方谈话录音或电话录音。如何认定该类录音材料是审判实践中的关键。因此,首先要严格依照证据规则确定的“非法证据的判断标准”来确认该证据的“合法性”,即除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违反社会公共利益或者社会公德侵害他人隐私)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如擅自将窃听器安装到他人的住处进行窃听)取得的证据外,其他形式不得视为非法证据。在彩礼纠纷中视听资料往往是最能证明事实存在的证据,因此只要当事人在收集证据时没有违反上述规定和原则,且能证明案件真实性,就应当采信。此外,根据证据规则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只有本人陈述而不能提出相关证据的,其主张不予支持,但对方当事人认可的除外。

四、处理婚约财产纠纷的工作建议

(一)融合情理法解决具体个案问题

婚约财产返还涉及到婚姻家庭关系矛盾纠纷的处理。婚姻家庭关系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因其产生的矛盾纠纷更是纷繁复杂,单凭现行法律法规的规范调解则恐不能很好地妥善处理。再则在该方面,我国立法的对传统习惯的肯定以及对当下社会关系新发展的把握与前瞻方面尚有不足。加之,婚姻家庭关系更多地包含着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因素以及民间风俗传统文化的习惯法因素。故,在处理该类案件时,法官必须很好地融通情理法,在法律法规无明文禁止的前提下,充分考虑到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因素以及当地的风俗习惯,充分运用审判与调解手段妥善处理。具体到婚约财产问题。婚约以及彩礼聘金是我国传统的婚姻缔结的必经程序,体现了对女性的尊重,对女方父母多年养育之恩的报答以及缔结婚姻的诚意。聘金彩礼不等同与买卖婚姻。我们反对的是唯利是图,建立在高额彩礼基础上的没有必要感情基础的“速配”婚姻。

(二)制定体现过错责任原则和注重妇女权益保护原则的婚约财产返还规则

在我市范围内制定具体可行的婚约财产返还规则是规范法官自由裁量、统一法律适用问题的当务之急。在具体规则中,应该体现男女平等及过错责任原则。男女平等原则是《婚姻法》上的基本原则,这种原则应该在婚约财产返还的规则中也得到体现。男女平等不仅包括形式意义上的平等还包括实质意义上的平等,所以我们在制定彩礼返还规则时不仅要追求形式上的男女平等更要追求男女实质意义上的平等。应当考虑男女双方作为婚约或者婚姻关系当事人所具有的特殊身份,而作为社会弱势群体的女方的权益应该得到法律更高程度的照顾。

(三)运用社会综合治理构建和谐婚恋家庭观念

婚约财产的返还,不仅仅是特定财产的返还问题那么简单,往往是婚姻家庭矛盾纠纷爆发后的附随诉讼。婚姻家庭矛盾有其自身特点,要妥善处理好该类矛盾纠纷就不能单靠法院诉讼简单解决。按照一定规则解决了婚约财产的返还问题,不一定就能平息矛盾纠纷当事双方的恩怨纠葛,也不能有效预防减少该类矛盾纠纷的发生。至于法院工作而言,判决结案也并非是处理该类纠纷的最佳方式,在案件处理中要尽量运用调解手段化解矛盾。婚姻家庭矛盾纠纷涉及面广,影响深远,其成因以及影响涉及到社会治理的方方面面。虽然近年来,婚约财产返还、离婚以及解除同居关系的案件数量日益增加,但是应该看到进入法院诉讼程序的案件量仅仅是此类矛盾纠纷的一小部分。因此,应该充分发挥社会综合治理的作用,妇联、民政等职能部门以及农村基层组织应该积极主动介入倡导健康恋爱观、婚姻观以及和谐家庭关系的创建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