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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修复式司法处遇在家暴事件中的应用
【字体: 】【发布时间:2017-11-14】 【作者:/来源:】 【阅读: 次】【关闭窗口】

 试论修复式司法处遇在家暴事件中的应用

福建省莆田市人民检察院  陈宇  沈威*

 

内容摘要】  由于婚姻家庭关系的复杂性,传统的司法理念与措施在应对家庭暴力事件中的效果并不理想。修复式司法处遇在弥补与缝合家暴事件中的加害人与被害人关系上具有天然的契合性,但由于长期被忽视,其应用并没有得到长足发展。因此,从比较各国修复式司法处遇模式出发,寻找适合本土实际的发展途径,对于解决当下我国的家暴问题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  家庭暴力  修复式正义  司法处遇  应用

 

一、引言:“李阳家暴门”引发的思考

2011年8月底,“疯狂英语”创始人李阳的妻子李金在微博上,曝光了一组被丈夫施暴的图片和文字。网友评论“李阳原来如此疯狂”。事发后,李阳在微博承认家暴一事,并向妻子、女儿及公众道歉。此后,李金到全国妇联国际部寻求帮助,原因是当时李阳多次对外表示:道过歉了,这件事已经过去了。但李金并不能接受这一点:“把我打成这样,问题也没有解决,怎么接受一下媒体采访,就都过去了呢?”最后,本事件以两年后法院判决李阳家暴行为成立,准予二人离婚而收场。

过往的家庭婚姻中,受传统文化影响,家暴事件被视为夫妻间或家庭内私领域问题,“清官难断家务事”的观念普遍存在社会中,因而常常使得受暴妇女求助无门。社会上对婚姻暴力行为的本质及其严重性有更进一步认识之后,才逐渐接受将婚姻暴力事件自私领域界定为公领域问题及社会问题。我国政府多年来全力以赴,从立法到司法到社会服务等各层面拟定诸多防治政策,如于2016年3月1日正式实施《反家庭暴力法》,又如提供被害人保护服务、家事调解等举措,期待降低暴力再犯率,然而与日俱增的家庭暴力事件,已严重腐蚀家庭中的个体与社会的群体。据全国妇联统计,中国2.7亿个家庭里大约有30%存在家庭暴力,16%的女性承认遭受过配偶的暴力,14.4%的男性承认打过自己的配偶,家暴受害人平均遭受35次家暴后才选择报警。但是,报警后公安机关的介入就真的能够解决问题吗?正如李金受到家暴后向妇联投诉时的困惑一样:一场处于公权和私域之间微妙地带的家暴事件,到底怎样才能算“过去了”?实务中,家庭暴力所衍生的相关刑事诉讼,以故意伤害、虐待、遗弃居多,同时也会产生离婚、子女监护权、共同财产分割等民事纠纷。鉴于婚姻家庭关系的存在前提,这些诉讼案件能否在平和气氛下寻求解决暴力问题,并寻求未成年子女的最佳利益,还是因诉讼而导致相互怨怼或报复,而产生更多仇视与憎恨?婚姻暴力事件应如何处理最为适当呢? 

目前,刑事司法机关处理家庭暴力案件,着重于发掘加害人的证据,在充分的证据下,加害人必须接受相关的惩罚。这是传统上以刑罚为中心的刑事司法规则。然而,对加害人的惩罚并不必然弥补被害人的损害,特别是在婚姻家庭关系下,加害人与被害人乃至双方儿女之间本身就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对加害人的惩罚往往也意味着整个家庭的损失。在这种情况下,简单的报应式司法显然不能够应对,而有必要引入修复式正义的概念与相应的司法处遇措施。因为,修复式正义强调的是:因为犯罪而导致何种损失或伤害?谁有责任来修复这个伤害或弥补这个损失?要如何让当事人一起来商量解决的办法?修复式正义的概念,回到对人的整体性,而非因不同家事案件而将家庭问题切割,这是修复式正义推动的工作重点,也是本文讨论的基点所在。

二、传统司法对婚姻家庭暴力事件的回应与困境

随着反家庭暴力法以及各项保护服务的法律施行,越来越多的受暴妇女进入司法诉讼程序,以争取自己及其子女的权益和人身安全保护。在司法实务中,受暴妇女最常寻求的法律救济途径应属诉请离婚与提起伤害诉讼两种。然而,在离婚诉讼方面,法官对于不堪同居虐待的法定离婚原因向来维持严格的认定标准,致使许多被害者不得不继续与加害者共同生活,或选择离家出走后反遭加害人以恶意遗弃为由诉请离婚。在伤害案件方面,加害人被定罪的机会不大,即使被定罪,通常也只有少部分人被收监执行,但刑期也多半不高,无法达到惩罚被告及吓阻犯罪的目的。因此,虽然受暴妇女需求司法保护的需求增多,但由于家庭暴力的创伤经验与法律知识的缺乏,传统司法诉讼的效果并不理想,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司法诉讼的阻碍

一旦进入司法程序,受暴妇女便要承担亲属的不谅解,家人的劝退、母职角色的为难更加加深其选择法律的困难。最后面对司法的判决,离婚、关系失落、经济压力,甚至失去小孩的监护权,带给她们的冲击范围是多方面的,这些互相盘结的多重问题会同时出现于一位受暴妇女身上。因此,受暴妇女从报案开始直至司法判决的诉讼过程中,无论是外部环境的阻碍,还是内在精神的桎梏,对其都是痛苦的煎熬。

(二)诉讼时间的冗长

受暴妇女们表示因为一而再,再面三的不断出庭应讯,在不断问案过程中,她们的感受可以用其中一位颇具代表性的说法来概括:“这真得是可以用‘爱恨交加’这四个字来形容。一方面希望法官能审查清楚案件的内容,但不断要被重复诉说、重复问话,伤害是一次次地被加深。”就耗费的时间而言,一般的民事诉讼大概在二年内,刑事诉讼时间会更久一些,等到法院判决下来,若一方上诉,则大约要再等一年多。诉讼耗时旷日持久,会削弱许多受暴妇女的毅力,也让许多被害人却步,因为即便熬得过时间,也无法确保诉讼的成败。在长时间处于紧张压力的情绪之下,如果没有良好的支持体系,将会致使受暴妇女的复原之路更加漫长且困难。

(三)警政体系的不尊重

随着暴力的增加,被害妇女的恐惧与日俱增,她们甚至害怕有一天会丧失自己的生命。求助于司法行政机关往往是受暴妇女求助过程中具有决定性与“最后一根稻草”性质的途径。然而,实务中,司法行政人员却往往没有将家暴视为重要的事件,反而以不起诉就不要报案的理由,拒绝了她们的声请。警政机关需要重新审视性别议题,重视并积极受理妇女们的案件,态度亲和并理解妇女的感受,从妇女个人最基本的安全需要到有自尊地被对待逐步加以改进。

(四)诉讼处遇的不友好

当妇女在经历诉讼过程中,除了面对加害者的恐惧外,一旦进入司法审理,妇女就需要再次面对加害者在法庭所有一切的攻防,而法官对事实认定、举证责任的分配等要求,会让欠缺法律专业知识的被害妇女们认为难以寻求解决问题的出路、自己无法在法院为自己发声。此外,按照传统社会文化的界定,婚姻家庭属于私领域的问题,家暴纠纷介入司法裁断是不能被认同的行为,他们的信念还停留于“法不入家门”认知。因此,当受暴妇女求助法律时就已经对婚姻和谐有负面的效果,一旦进入法院,更让这种印象挥之不去。

总而言之,受暴妇女在她们的生命故事中经历婚姻生活,因为家庭暴力事件,最后进入了他们不熟悉的法律世界,而且还需要面对漫长的司法诉讼与过程的煎熬。从受访者的观点认为,传统司法最大的缺点,在于她们不被理解,她们自认传统司法无法贴近她们的生命经验与感受,更难以为自己发声。

三、修复式司法处遇的特点与实践

(一)修复式正义的基本意涵

“修复式正义”又称为关系式正义或和平建构犯罪学。其理论基础在于,司法的最重要目的,是建立一个和谐与正义的社会。因此,如果发生犯罪后,国家只是施以刑罚制裁手段,而不设法赔偿或抚平被害人的创伤,则被害人仍然是难以消弭怨恨,虽然加害者已遭受刑罚的惩治或强制教育的执行,但对被害者及社会整体并不是充分有效的。修复式正义是一种“关系正义”,它并不以惩治的观点来看待犯罪事件,而是通过协调、赔偿、修复的方式,对被害人赔偿与抚平伤口,从而建立及维护社会正义。

修复式正义可以追溯到非常古老的历史。例如新西兰的毛利人或加拿大的原住民,为了修补违法犯罪对社会或个体所造成的伤害,并期许能使未来更美好,于社区召集事件相关利害关系当事人参与调解的事件处理模式。因此,修复式正义既非崭新的概念,亦非新兴的刑事司法变革,而仅是回溯到正义之根本与源头。其关注的焦点不是惩罚或报复加害人,而是让双方当事人得以尽可能修复被损害的关系,通过达成加害人、被害人及其支持者间的和解,降低愤怒情绪而使各方当事人均能满意于司法正义。从下表大致可以了解修复式正义的制度目标与运作流程(详见表一)。

表一      修复式司法的制度目标与运作程序

当事人或社区

希望达成的目标

价值

被害人

由加害人担负责任

当加害者造就了犯罪事件,加害者必须担负对被害者与社区的补偿责任

加害人

责任能力发展

加害者进入刑事司法体系应更具承担能力,相较于离开时,应比其进入时更具有责任能力

社区

社区安全

刑事司法体系具有保护公共大众的责任,尤其是从该体系走出来的加害者

修复式正义的实施程序

呈现事实

情感抒发

补偿修复

(二)不同于传统报应式司法的特点

    修复式司法重视关系的维系与协商,其主要目的便在于回复及重建平等的社会关系,以满足人类彼此关怀及尊重的基本需求。通过下图,我们可以更为清晰地了解“报应式司法”与“修复式司法”的区别(详见表二)。

表二         报应式司法与修复式司法的对照

 

报应式司法

修复式司法

惩罚与修补

犯罪是违反国家法律的抽象行为

犯罪是侵犯他人与社区权益的一种行为

由刑事司法系统来处理犯罪

犯罪的控制最初由社区来处理

加害者的负责被视作接受处罚

负责被视作承担责任与修补伤害的行动

犯罪是纯属于个人责任的行为

犯罪是同属于个人与社会责任面向的行为

刑罚可以吓阻犯罪、改变加害人的犯罪行为

单凭刑罚在改变犯行上是无效的,同时使得社区和睦与良好关系产生分裂

敌对与协商

被害人在司法过程中处于诉讼外围的位置

被害人处于解决犯罪事件的核心位置

加害者被定义成经济能力不足的对象

加害者被定义为有能力从事补偿的对象

聚焦于责备以及对既往所作所为的谴责

聚焦于问题解决、责任与义务

强调敌对的关系

强调对话与协商

痛苦的施加用以惩罚与吓阻、防治犯罪

赔偿是回复彼此关系的一种手段,也是调解、复归的目标

仲裁与共同参与

社区处于局外人的角色

社区处于事件解决催促者的角色

回应加害人过去的所作所为

回应加害人所制造的伤害性行为的结果,强调未来如何处置

仰赖专业代理人:如警察、律师、检察官、法官、矫正人员等

社区相关人士直接共同参与

 

由上可知,修复式正义的理念着重于关系的“回复”,而非该行为在法律上所触犯的法律实害为何,也并非否定应报式正义的“惩罚”,修复式正义反而看重报应式正义仍带有“补偿”的“替代性惩罚”意涵,只是不需直接诉诸“暴力”刑罚,让已受损的被害者与加害者之间是否还有回复彼此关系的希望。

(三)修复式司法处遇的实务形态

    尽管修复式正义历史悠久,但随着时代及文化脉络的变迁与演进,各国各地区对于修复式正义的定义诠释有所不同,因此在实践中的模式设计也有所差异。目前实务作法主要有以下四种:

    1.被害人与加害人调解模式。此种模式是由一位受有训练的调解员来召集协助,被害人能够藉此机会告诉加害人有关犯罪所造成的身体、精神及财务损害,也可以直接参与讨论出由加害人来赔偿的协议。

    2.家庭团体模式。此种模式的参与成员较为广泛,除了被害人、加害人及调解员外,还包括了双方当事人的家族成员及支持者,甚至涉及案件处理的机关代表(例如:警察、社工)等等,并且要担负集体的责任。家庭团体会议较能有效地建立社区参与、重建社区及预防再犯。

    3.审判团模式。有时亦称为“和平创建团”,是一个以社区为导向的司法处理过程,刑事司法系统与社区可说是共同伙伴关系。其源自于传统印第安人的仪式,参与成员包括被害人、加害人、法官、检察官、律师、警察及社区相关人等。简而言之,既是由更多专业人加入讨论过程,彼此能够以诚恳的态度共同寻求对事件的了解,然后探讨治疗受伤害人员及预防犯罪的必要步骤。

    4.社区修复委员会模式。该委员会由地方居民组成,受过专业训练,能够与加害人进行面对面地公开讨论。在与加害人讨论过此次事件所造成的不良后果后,他们会与加害人共同拟定一套修复及补偿计划。加害人也必须承诺在特定时间内完成此计划。而在此特定时间后,委员会则向法院提出报告,说明加害人的计划执行状况。

上述四种模式可以通过下表的归纳了解其差异及适用性(详见表三)。

表三      修复式司法处遇实务模式比较

模式

加害人、被害人调解计划

审判团

家庭团体会议

社区修复委员会

地区年代

加拿大1970

美国1982

纽西兰1989

美国1995

适用案件范围

所有案件

所有案件

14岁至17岁青少年刑事司法案件

所有案件

参与成员

加害者、

被害者、

调解者

加害者、被害者、一般参与程序的专业人士、提供特定资讯专业人士以及社区成员

加害者及其亲友、被害者及其亲友、被害者保护团体、社工人员及刑事司法人员

加害者、被害者、社区修复委员会委员

执行程序

由训练有素的仲裁者担任召集人,组织被害者与加害者展开对话

由法官组织审判团,已达成的协议作为判决的建议或由法官、检察官、辩护律师等共同参与审判团,以协议作为判决

先由加害人开始描述事件,其次再由每个参与人述说受到的影响与伤害

与加害者面对面讨论犯罪事件造成的不良后果,拟定修复补偿计划,由加害人于约定时间内完成此计划,由委员会向法院报告加害人执行状况

目的

呈现事件造成的损害及影响,并进行赔偿协商

改变各方当事人的生活状态、行为与态度,并对该社区、人文环境等有所助益

了解事件对每个人造成的影响及伤害,并通过讨论,表达补偿损害的看法,最后展开协商

被害人复归与治疗、加害人了解犯罪的危害并避免再犯、社区提供双方关系再整合的机会

 

修复式正义的模式,运用全面的“惩防补救”方法来面对犯罪,让加害者、受害者及社区能够一起通过对话来修补社群关系。无论修复式正义的实践模式为何,其共通点为呈现犯罪事件的事实,通过对话及情感的抒发、宣泄事件造成的不良影响,进行研拟责任补偿与修复行为而最终达成问题的解决。

(四)小结

  尽管修复式司法与家庭暴力问题的整合并非容易的事,但由前述可知以修复式模式来处理家庭暴力确实有其可行与必要。下表是惩罚式、修复式及当修复式司法应用于家庭暴力问题此三者的比较(详见表四)。

表四    修复式正义应用于家暴事件之比较

 

惩罚式正义

修复式正义

家暴中的修复式正义

犯罪

定义

犯罪是对国家或社会的侵害

犯罪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侵害

犯罪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及其关系的侵害

惩罚恐吓

问题解决

聚焦于对罪行的指责和惩罚

聚焦于问题的解决、责任的承担

聚焦于家庭关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通过社区的介入,督促加害人承担责任、改变行为模式

以意图和过程来定义司法

以正确的关系来定义司法

寻求修复关系,提供被害人所需,并预防加害人的持续伤害

冲突敌对

关系促进

冲突被视为存在于个人与国家之间

冲突被视为人际之间

冲突被视为情绪管理失灵中的压迫以及性别偏见的结合体

社区处于边缘地位,国家扮演着重要角色

社区扮演促进者角色

社区在双方关系中是介入者,在修复过程中是同盟者

消极对立

支持了解

国家与加害人之间直接对立,被害人被忽略

在问题解决过程中,双方角色均被确认:被害人需求认知与加害人责任承担

被害人被给予保护与治疗的机会;加害人则被鼓励承担责任,并被支持以改变行为

犯罪烙印无法移除(烙印式羞耻)

通过修复式行动移除犯罪烙印(整合性羞耻)

通过行为的改变,修复与被害人的关系,逐步移除犯罪烙印

 

  家庭暴力司法处遇的核心价值,在于终止施暴权力的再犯,降低暴力犯罪行为对于被害人所造成的人身伤害。虽然目前刑事司法目标无法满足被害者的需求,而“修复式正义”的司法正提供另一种选择,藉着双方的对话过程当中,一方面期待被害人能因此使心情得以平复,并且让加害人也愿意承担个人过错所需承担的责任,如此一来,得以进一步地平息暴力犯罪行为所造成的两方伤害并可能修补关系的裂痕。通过各国各地区的实践,大致可以归纳总结修复式司法处遇所具备的优劣点。

1.关于修复式司法处遇的正面评价

(1)“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处理原则符合家暴事件的应对特点。与传统的报应性司法模式相比,它强调的调解不是传统“无讼”的调解或“私了”的台下行为,修复式司法模式在重视社会秩序国家利益的同时,也兼顾了被害人、加害人的个人利益,因而它完全符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

(2)对于犯罪处理兼具前瞻性和灵活性。修复式司法采取的措施,能够灵活地进行调整以适应现有的刑事司法制度,并与这些制度相互补充,同时考虑到法律、社会和文化环境等因素所引起的关系上裂痕,因而更富人情味。

(3)促进刑事司法的经济特性。传统的报应式司法通过象征国家强制力的介入,才能惩罚加害者。不论从逮捕、诉讼、审判到矫治,整个司法过程所耗费的时间与金钱来说,均是一笔可观的数目。重要的是,倘若犯罪者被关进监狱后,其收容的成本开销不尽然是符合经济成本,反倒是成为国民赋税的负担。 

(4)使被害者获得疗伤止痛的生理与心理效果。修复式司法主张被害与加害者会面,互相了解事件的始末,有助于消除被害者的恐惧及愤怒,提升治疗的效果。被害与加害者会面,说出感受是修复式正义的重要元素之一,除了增强被害者安全感亦有助于情感的治疗,让受害人提供了获得补偿、和寻求将事情了结的机会。

2.关于修复式司法处遇的负面评价

(1)过于简化问题。修复式正义希望通过社区参与达成矫治与预防犯罪的目的,然而单靠司法制度,或者社区转向处遇并没有办法彻底解决社区问题及消除影响犯罪的结构性与制度性问题。换言之,修复式司法有过于理想化,将犯罪问题过度简单化的倾向。

(2)混淆了刑事与民事的区别,甚至可能导致司法上的不平等。修复式正义主张被害人和加害者协商,这等于混淆了民事侵权行为与犯罪的本质区别。若认为加害者赔偿就表示改过向善,无异表示民事诉讼制度即可解决了一切犯罪问题,而此举不就是让经济能力佳者有脱罪之权,而经济能力不佳者无力赔偿,最终仍须接受刑事制裁。

(3)欠缺完整的理论与程序。修复式正义迄今仍缺乏严谨的理论支持,亦尚未发展出一套完整的犯罪处遇蓝图与体系,特别是对于如何处遇重大犯与惯犯仍无对策,虽然支持的学者认为让加害者负起责任的优点远大于所损失的权利,然而丧失这些权利将容易导致受到较当事人进行主义制度更严厉的处罚。

(4)可能造成更负面的效果。修复式正义对于犯罪的处遇表面上可能相当宽容,实则未必,甚至可能更为严厉。例如:对贫穷的犯罪者而言,赔偿带来的痛苦可能大于服刑。修复式司法程序中,被害人也往往会面临必须原谅加害者,否则就会面临被视为没有爱心、报复性强的压力。

(5)被害者、加害者、社区回复的成效不佳。社区处遇方案之相关活动连续性较差,对加害者心理影响也只是暂时性的强迫参与方案,加害者不能真正有社区处遇方案的效益,缺乏参与动机、动力。修复式正义确实能补强现行司法制度的不足,然而完善的司法制度,应该能够满足个别化需求,包括制度与处遇方法的多元性,因此,在未来仍有许多现实问题及挑战需要面对。

四、修复式司法处遇在家暴事件中的展望与建议

(一)修复式司法处遇目前存在的短板

对于修复式正义作为介入家庭暴力事件的处遇价值仍有待实证的检验,其潜在风险是制度设计应该关注的重点,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因素:

1.传统文化对家庭暴力的宽容。在修复式司法的概念里,犯罪不仅是违反法律、伤害个人之间平等关系的事件,也是伤害了社会、影响社区生活与加害者未尽社会责任的事件。社区文化对家庭暴力若还停留在“家务事”的观念,将是对暴力无效的宽容,也将影响修复式司法处遇的成效。

2.自由参与保障的缺失。确保安全与自愿参与是修复式司法处遇的核心原则。当一位加害者通过暴力控制其他人时,得以建立更大权力控制其外在的决定。被害妇女在即使可能感到不安全也不敢违抗的情况下参加调解,也就无法说出真正的想法,惧怕加害者将采取对妇女或孩子报复行动。这失衡的力量,只让妇女一再屈服,失去自主、自由参与的选择能力。

3.司法审查无法达到全面性。另一个挑战在于加害者承认他们的暴力行为,却不采取有意义的责任行动;同时,对那些暗中压制以及各种趁人之危的假协商、假合意和逃避刑罚等非正义现象也无法有效的进行司法审查和法律监督。这不仅使修复式计划落空,而且将为外部当力量染指司法处遇提供便利。

4.权衡风险与受益的评估存在难度。倡导修复式正义者认为,有关调解会议,其效果确实可以促进双方的对话。而反对者提出的问题是,这些好处是否大于风险?家庭暴力是一个复杂的动态且包含多元的样态,并不是每一个暴力事件都适合进入调解,至少应该从较不严重的危害范围开始,它更适合修复式正义的程序,而不是推广适用于所有家暴事件。

(二)修复式司法处遇的未来发展与完善建议

针对前部分所阐述的修复式司法处遇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可以区分政策制定和实务运作两个层面予以改进完善,具体分述如下:

1.强化对家暴事件风险因素的评估,选择正确的修复式处遇模式。会议前的准备与风险评估应当是修复式司法处遇的重点,尤其是对安全性、暴力模式、沟通状况等每位参与者的评估、筛选更为重要。低度危机者(遇境施暴)可能源于沟通问题,在对等的关系下可考虑进入修复式司法处遇;反之,高度危机者(权控问题)则不宜适用。区分不同危机、不同案例此为修复式司法处遇未来发展的趋势。在此,提出两点建议:(1)“有第三者介入”的家暴事件不宜适用修复式司法处遇。夫妻间因有“第三者”,是双方最难突破的隔阂也无法达成有效的共识。在双方关系恶化下并不适合进行社区等中立他方的介入,因此,本情形应特别排除在外。(2)暴力程度严重者不宜适用。受暴妇女面临严重暴力时的风险与危机,必须优先考虑妇女情绪与身体的安全受到损害的可能性,严重的暴力即不属于修复式正义的范畴,也就无需浪费社会资源予以修复关系。

2.强化对修复式司法处遇的宣导,削减传统文化的不良影响。修复式正义在各国各地区发展出来的实务模式,是否适合本地区家暴事件的解决,仍有赖于本土文化能否接纳。从上述分析中可见,家暴妇女对于传统司法持有负面看法与经验,但是对修复式司法制度的相关计划、理念政策以及可能给她们带来的好处等问题也未必了解。在目前深受传统文化影响下的普通民众尚缺乏对修复式正义的认识下,仍应持续通过各项活动或文宣资讯加强宣传引导。在执行策略上建议采取向下扎根的做法,把受暴妇女看待成为生命经验的主体,以她们能够理解的方式开展宣传。如果能解开她们心中的疑惑与心结,就能够增进她们对修复式正义的信任与支持。尤其应加强修复式司法处遇与一般民事调解或乡镇调解的差异,减少误解或抗拒,提升妇女们参与的意愿。

3.培植社区力量,为修复式司法处遇提供多元支持。修复式正义认为,犯罪处理的场域在社区而非羁押场所,因此,在预防与矫治犯罪方面,社区扮演着极为重要和积极的角色。社区有义务提供并强化支持力量,负担起更大催化者的角色,支持当事人的声音,并促成双方负起责任。实践中,如台湾地区,是将社区重任交付给极少部分的民间团体,而民间团体必须要有厚实的经验能力与能量才足以提供可靠且一致性的服务。修复式司法处遇需要多元且充足的资源提供,才有可能强化社会支持力量,帮助终止暴力与修补损害,将加害者蜕变成为一个负责的公民。同时,应当加强社工的专业性训练,因为社工只有根植修复式正义的理念,才能发挥社政与司法的对话,同时在社政的处遇也能发挥其应有的功能:一方面,社工必须评估家暴事件进入修复式司法处遇的适用性、合宜性;另一方面,社工应敏感于哪些协商对于妇女较有助益,哪些是最佳的修复实践原则,才能避免造成妇女的二度伤害。

4.针对不同的婚姻家庭状态,提供不同性质的司法处遇计划。本文研究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期望研究发现能提供修复式正义在未来推展时的参考,亦可利于社会工作者进入妇女的脉络里,了解她们的感受与需求。从实务访谈中可以得知,每一位受暴妇女内心都经过无数次挣扎,而每个妇女婚姻状态及暴力危机不尽相同。因此,建议针对不同婚姻状态,如继续同住、已分居或已离婚者等情形,设计并提供不同性质的司法处遇计划。针对还停留在家庭中继续同住的低危机妇女,可加强夫妻沟通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将情感与关系修复视为首要;针对分居或离婚者,可加强调适伴侣或子女离去的生活适应,合理规划个人生活安排,避免关系的撕裂或伤害。毕竟,不能当夫妻还是可以当一起通力合作的父母亲,好聚好散、把怨怼化作祝福亦是修复式正义的最佳实践精神所在。